抗日战争是我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大、伤亡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危机的最高点，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点，也是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折点。这场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历史的教训一刻也不能忘。

安阳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沃野千里，交通发达，物产丰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是日本侵略者在河南最早建立伪政权的地域。仅从解析日伪档案的角度，挂一漏万地反映日伪在安阳的残酷统治，记录安阳人民经受的苦难，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从而激励我们永远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一、日军占领安阳后的政治态势

1937年7月7日，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罪恶的枪声，拉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短短四个月后，日军铁蹄便踏进中原腹地安阳。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安阳人民在日军铁蹄蹂躏下生活近八年之久。

1937年11月5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第十四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攻陷安阳县城，国民党安阳县政府撤至西部山区岭头村。日军为建立日伪政权，强行将安阳县改名为彰德县，汉奸萧瑞臣被任命为县长。日军还在安阳成立了伪豫北道署，汉奸陈静斋充任伪豫北道尹。11月27日，日伪河南省自治政府也在安阳成立，萧瑞臣任伪自治政府主席。1939年4月，伪河南省公署由安阳迁往开封（当时河南省省会）。1940年6月，豫北道署迁至新乡。

1937年12月清丰、南乐沦陷，1938年日军自安阳沿平汉线南侵，汤阴、内黄、淇县、滑县、汲县、长垣等渐次陷落，安阳遂成敌占区腹地。

日军在安阳驻有伪河南省自治政府、豫北道、彰德县政府，收编卖国求荣的武装、土匪，成立新民会（日本军国主义在华北沦陷区建立的反动政治组织），设立警察组织、宪兵队，成立日资公司，在各领域设立日本顾问，发行伪钞，开展奴化教育，安阳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此外，国民党政府与部队撤至安阳西南部和林县南部，共产党在六河沟、峰峰矿区、内黄、滑县等地建立多个抗日武装，八路军进至林县发动群众，打击日伪，不甘做亡国奴的安阳人民也自发组织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

二、日军在安阳的政治控制

日军占领安阳以后，立即采用在满洲国的一贯做法，极力宣扬“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同登王道乐土”，诬称“卢沟桥事变以前之中国，党政府排日亲共之政策，祸国殃民之方针，不顾民生勒索苛捐，施行种种毒辣之手段……”。建立伪政权彰德县公署，推行伪新政，未满一年，伪彰德县公署已有“三百数十名之公务员”，建立行政、建设、财政、教育、司法等伪机构，“县署及所属机关每月经常费额在一万四五千元之支出”，仅在1938年下半年，就突击任命各区区长分区长（全县分为十个区）44人次。制定《县公署组织大纲》《办事细则 》《司法处暂行办事细则》《情报部事务暂行规程》等，收编地方土匪，成立各区保卫团，实行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办理连坐切结。

日军成立新民会，用以防共反共，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镇压沦陷区人民的反抗；同时控制沦陷区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和各社会团体，推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新民会彰德总会下设商业分会、劳工分会、教育分会、官吏分会、警察分会、医业分会、回教分会、农村代表联合协议会，还有彰德县剿共委员会、彰德情报委员会、彰德经济封锁委员会等，全面控制安阳方方面面。

日本人或在各级部门各种行业直接任职，或充当顾问进行间接监控。档案中记载了日本人在安阳部分任职情况：“彰德县公署顾问清水弘一”“彰德县公署警察所顾问福富”“中华民国新民会彰德县总会首席参事清司弘一”“彰德县居留民会会长伊藤英雄”“彰德区防空担任官富田大佐”“彰德电报电话局局长神藤正夫”“华北棉产改进会彰德指导区主任大桑文藏”“彰德县立医院院长版口孝友郎”“同乐戏园经理米田健吉”……

三、日军在安阳的军事控制

据档案记载，日寇在安曾先后驻有太田部队、靖水部队、大泽部队、寺尾部队、罔田部队、田边部队等。这些驻军除作战外，还调查、统计安阳地方武装团队的情况；搜集、调查我方的宣传和情报、动态等方面的情况，为伪政府撑腰，举行演讲大会及庆祝活动，强令中国各单位参加，向中国人民示威。

日军在安阳还设有宪兵队，驻火车站戏园街，随意抓捕、审讯、关押、杀害“犯人”，凡是被抓捕进去的人极少能完好出来。老百姓都知道，只要被抓进宪兵队不死也得蜕层皮。凡提起宪兵队，百姓不寒而栗。

伪军、伪警察，也是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帮凶。彰德县警备队（后称县保安队、保安联队）从最初200、300人发展到高峰时1700多人。

日军在全县十个区组织了保甲自卫团，还收买了地方杂牌队伍剿共第一路军、王自全的一路军第一支队、王天祥的东亚同盟军等部，这些土匪是本乡本土人，熟悉乡情，为虎作伥，卖国求荣，欺压同胞，有时比日军更难对付。

彰德县警察所成立于1937年11月15日，下设四个分所、二个分驻所，分布在安阳全境，主要做治安、反共、情报工作，彰德县警察所及各地分所、派出所、分驻所官警总人数达269人。1943年7月，官警人数再次增至300余人。

为加强管控，日军还在日伪统治区内挖掘了封锁沟。封锁沟隔断各地之间交通往来，物资不能流通。1945年7月《彰德县经济封锁实施确实状况表》记载：“查本县对敌侧之封锁沟，由第八区西艾口起，至第四区回隆集止，长130公里，县城周围惠民壕长约30公里。京汉铁路西侧掘有封锁壕由第十区丰乐镇起，至第九区南田村止，长约20公里。由第六区上果园起，至第九区高白塔止，长约30公里；由第八区东清流起，至第二区四府坟止，长约40公里；由第八区东清流起，至第一区郝家庄止，长约30公里……”这些封锁沟纵横绵延总长320公里，将县城周边与西部完全隔离。“本县之物资惟恐流入敌方，故按保甲人数配给之”“本县之六、七、八区时有共匪扰乱，该区本年度二麦歉收，秋禾不佳，民食自感缺乏。自我方物资封锁确定后，敌方无衣，无食，困难万分，故敌自行消灭矣。”

四、日军在安阳的经济掠夺

1938年6月，伪彰德县公署就颁发命令，除他们认可的纸币外，其它流通的纸币限期作废。同年10月，因粮谷“税捐为县政费补助之大宗”，伪县公署成立粮业公会，要求商人“每日所购买之粮谷，应纳粮谷斗捐及卖出代扣之粮谷斗捐，分别逐日缴纳粮业公会”，经手成交也要抽收佣金。

日本人还用大烟毒害掠夺安阳人民。日伪政权颁布《河南省民户及旅馆饭庄妓院禁烟暂行规则》，“吸烟证不分年龄每月一元，临时吸烟证一天一角，并准购买官准销售之土膏在家吸用”“旅馆设灯备客使用，每灯一盏，月缴灯捐三元。”“无证处以十元以下罚金，私土私膏由统税局罚办。”

加重对土地征税，“每丁地正税洋2.2元，省附加捐（省补助费0.136元，省保安费0.168，丁地串票每户一张0.015），县附加捐四种（教育、建设、县补助费、警务费），不交者法办。”

1938年11月，伪县公署的《彰德县开发资源产业意见书》上清晰载明，已对全县农林、工厂、矿产、水利等详细调查，并提出经营办法。

1940年，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出版了《农家经济调查报告（彰德县第十区武官村）》，详尽地列举了武官村人口、劳力、土地、骡马、劳动工具、出产谷物种类数量、农户收入剩余几成等，为日寇残酷压榨安阳农民提供了准确的依据。

日军还随意占领农民土地，农民得不到合理补偿，连生存也成了日军的“施舍”。1939年2月，县第十区（现安阳北部飞机场一带）东宋家庙等村，保长李德林向县公署哀告，“本村户民田地先后被飞机场占用许多，已一年有余，村民屡来请求发价，有谓中国系以农立国，人民衣食尽靠土地生产，并无其他来源，今民有田地被占一年有余，不见一籽一粒，人民衣食全行断绝，所有老少男女均啼饥号寒，不能谋生……困苦已达极点。”

同一时间，县公署一份公文称，“县西关唐子巷等处王成林等户名，在小花园、屠家庄被皇军建设铁路岔道，共被占用民地二百四十二亩，仰祈豁免田赋以纾民困。”但是33户的240亩的上等地，仅仅豁免田赋“合计丁地正税洋三十九元一角八分四厘，漕粮正税七元零九分九厘。”

一份1944年5月4日的档案“为奉令贡献废铁二万公斤限五月底完成由”称，“奉河南省政府委派宣传处杨科长于四月二十九日莅彰召集各机关在本府大礼堂开会，议决献废铁贰万公斤，限于五月底如数完成，每区应分担贰千公斤（四、七区各一千公斤）”“本所定于本月九日上午九时召开讨论会议相应通知，届时务参加为要”，参加单位除新民会、防疫诊疗所、契税局、盐务局、邮政局外，还有县立师范学校、省立中学等六家学校，八家膏店（鸦片店），三家戏院和妓女公会，贡献废铁已是荒唐，还硬向学校、戏院摊派。

据伪河南省政府的《河南省物资封锁暂行条例》规定，从粮食饲料及其制品到盐、糖、烟、火柴；从棉麻毛、皮制品到煤炭木柴；从各类医用药品到医疗卫生材料；从纸张、油墨、染料到液体燃料；从水泥建材到各类五金制品；从各种运输车辆到交通工具等物资，共十九大类，数百个品种都要进行封锁。总之就是凡一切有关国计民生的物资都要实施封锁禁运。日伪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利，随心所欲地从百姓口中掏取粮食，如1944年7月17日彰德县公署训令：“……计划县仍需供出小麦三千吨，以资确保棉农粮食，……克速督励，俾期早日完成……农民若故意违抗，准由区长送县，转呈邯郸联络部以违误军机论罪。”又伪河南省政府1943年12月20日警建会字三〇二九号文：“为彻底实施粮食统制，对于小麦、小麦粉、玉蜀黍玉米面、高粱、高粱米、高粱面、谷子小米小米面、豆类豆饼、花生米花生饼、稻米、荞麦、大麦、红白薯以及挂面等，除贫民自行食用，随身携带不得超过五公斤……对于粉条，如确实系自用，每人随身携带不得超过五公斤。倘敢故违定予全部没收并从重处罚。”日军把掠夺的大量小麦、面粉、棉花、煤炭运往日本，运来的却是豆饼、花生饼、发霉变质的高粱米、味素（即味精）等日本的轻工业产品，从中再赚取中国人民的血汗钱。禁运确实给我解放区军民的工作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收日军物资时，收到日军“遗留面粉27864袋，（日属）开发公司在普润(制粉)公司存小麦三车计933包，不良者273包，可制粉者660包”。可见日伪对安阳人民的掠夺有多残暴。

五、日军在安阳的奴化教育

日军占领安阳后，为达永远奴役安阳人民之目的，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据1939年统计，安阳十个区共有小学校79所，学生3172人。这些小学生成了日军施行奴化教育的首要对象。

在一份1942年5月彰德县日本顾问清水弘一给彰德县警察所的命令中，关于日语学社一些学员屡屡旷课，令称“……各学员近来多不努力，每日旷课而不出席，似此情形实与该社进展有莫大阻碍，……令该所长严饬学员于下班后务必赴社出席。”

1940年1月26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一篇《铁蹄下的安阳》是这样叙述的：“在城里假名成立小学并成立师范，实则将日语列为必修科，进行奴化教育。在某小学里曾经发生这样一件事，教员问一汉奸儿童（原籍是东北人）“是何国人”？儿童答云“是满洲国人”。教员告诉说“你是中国人”，儿童不知回家告诉他的汉奸父亲，这个汉奸即报告伪警，教员逃去，严究数日。”利用所谓“大东亚战争周年纪念会”等借机宣传“日满亲善”“万邦协和”“共存共荣”。强行成立日语学社，在火车站附近成立日语小学校，招生部分中国孩子接受日式教育。

六、日军在安阳的失败

日军侵占安阳县期间，以军事强行占领为手段，制造了一个个惨案，占领后实行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统治，不断进行“清乡”“扫荡”，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蚕食”。1939年，制定的《彰德县公署二十八年度反共计划》，分为军事反共、政治反共、宣传反共、思想反共、普遍反共等。军事反共方面，“在友军协助之下训练优良保卫团队剿灭红军，肃清游击队，积极进行清乡，在最短期间把共党彻底消灭”。宣传反共方面，“欲使民众明了过去党政之不良，必须组织宣传讲演队，长期赴各处宣传新政府反共真谛，使人人了解反共之必要”。

当时在安阳周边地区驻有不少中国军队。国民党在安阳城周边及林县南部驻有不少军队，据档案记载不完全统计，有：刘世荣，陆军第四十军第三十九军游击司令，步兵1400余人，马130余匹，驻第七区王闾寨，岑头村一带。冯兴陆军第四十军三十九师115旅271团长，步兵400余人，马20匹，驻西善应，吴家洞一带。韩风仪，陆军第四十军三十九师45旅274团，步兵400余人，驻许家沟，水冶镇。还有刘复生、庞炳勋、杨克献、杨汝贤、刘乐仙部及丁乃光等国民党政府武装。

档案中记载安阳附近驻扎的部分共产党部队有：刘伯承部驻六区清凉山。杨得志，八路军游击队司令兼华北民军司令，有步兵2000余人，马50匹，驻林县石家庄以西一带。吕正操，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师长，800余人驻第七区。黄新友，八路军129师一旅之长，1300余人驻第六第八区前岭村。王海东，八路军129师一旅一团团长，200余人驻第八区都里村。吴成剧，八路军129师新四旅34团团长，200余人，马10匹，驻第十区武官村。贾一平，八路军第129师新四旅771团团长，300余人，马10匹，驻第八区马辛庄。桂干生，八路军冀、鲁、豫边区第一分区司令，500余人，马20匹，驻内黄县境内。朱诚（即朱程），八路军冀南军区第二十一军司令员，驻临彰。内黄县境内有八路军南辖支队。

在这期间，还涌现出许多抗日队伍，如安阳抗日义勇军、安阳抗日救国会、安阳县抗日政工团、安阳县抗日联队等。安阳城西南流寺村的孙有富、孙有谋、孙筱尚前赴后继，在家乡拉起一支抗日武装，从未被日军征服。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0年至1943年，安阳城西十多里处的南流寺、梁村、大坡、曲沟一带，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有一块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百平方公里的地下抗日根据地。

中国军队更是时不时地对日伪进行袭击，使其日夜不得安宁，豫北道尹李聘之于1940年7月1日向上级报称：“石堰村驻伪安阳县长百余人，郭里驻县特务50余人，张二庄驻新五军千余人，后驼村驻县特务队70余人，交口村驻四十军庞炳勋部600余人，沙井驻安阳县百余人，东交村驻四十军庞炳勋部千余人，石堂前岑驻第九军300余人，西傍佐驻孙殿英部300余人，李葛涧、马葛涧驻孙殿英部3000余人……,境内各部匪军履经皇军扫荡渐次绝迹……”，但实际驻军远非他报告的数量，也并未绝迹，而是不断壮大，更加活跃在安阳地区。

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中国作为抗日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也得到了盟军的支援。现仅把档案中记载的安阳日军被轰炸的情况呈现给大家:

1944年1月24日，四架P51型飞机轰炸了安阳火车站，“空机头一辆被击破，其他无损害”。从此至1945年7月中旬，档案中记载了20多次轰炸情况。

1945年3月27日，“B29型轰炸机九架到车站一带上空投下炸弹六十枚，落于车站票房、广益纱厂、南厂街南头及警察第一分所院内等处”，致使“国际仓库被燃烧，警察第一分所全部被炸，火车房被燃烧，在站台上火车二辆，内装汽油被燃及商店民房被炸约五六十间。”除火车站外，漳河铁桥和洹河铁桥也屡屡被炸。盟军飞机除轰炸日军重要设施外，还投下传单，给禁锢的安阳人民带来了外面的形势和好消息。1945年6月1日，盟国飞机投下传单，题目是《紧要新闻》，内容为“希特勒死了！德国无条件投降”“墨索里尼被枪决”“盟军克复仰光”“旧金山会议（美英苏中商讨战后建立维护和平机构的会议）在开会中”。

1951年，为配合日籍战犯的审判，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原省军区、平原省人民检察署、平原省人民政府公安厅下发了《为迅速调查日籍战犯罪行由》，安阳县对日军盘踞安阳近八年中，采用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手段屠杀安阳人民的情况进行调查，厚厚的卷宗，不忍睹读，一页页的《日寇抢劫烧杀调查登记表》上，一行行的人名，无声地控诉日寇枪杀、刺死、炸死、活埋、狗咬死安阳人民的累累罪行，掠夺、毁坏的房屋、牲口、树木、衣服不可胜数……这些，永远不能忘记！

日寇在安阳的滔天罪行，安阳人民在抗战期间的苦难牺牲，虽然不能完全记录，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日伪档案里的这些记载，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安阳人民遭受侵略的真实面貌。观读这些材料，更让我们铭记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和伟大，更让我们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也让我们更加珍爱和平，开创未来。